内容提要：“后疫情”时代助推着大众注意力资源向网络媒介的迁徙，邪教利用互联网媒介的网络化程度空前加深，形成具有“线上线下通联互动特征”的网络邪教，由此增加了治理邪教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邪教产生危害的本质是信息，借用传染病学模型的个体传播状态之思维逻辑，进而从内容、渠道、形式、个体与场景等主要传播要素出发，构建面向广大受众和网络邪教成员的“二元对策”，并以跨媒介叙事等方式顺应全媒体传播大势。在此过程中，处于治理网络邪教传播链上的相关干系方之深度参与必不可少。
关 键 词：网络邪教；二元对策；传播要素
自2020年全球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来，三年有余的时间里世界多地民众在持续保持社交距离的状态中度过。疫情带来近乎强制性的线上模式极大加速了“无接触社会”的到来，大众对线上生活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适应力。5G等移动通信技术的日趋普遍化应用恰在这一特殊时期支撑了线上模式的广泛蔓延，产生深远影响，其建立的无处不在的实时连接，使得要避开网络连接反而不易。这同时亦推动了媒介之间相互交融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在“新媒体”“媒介融合”等概念和实践应用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出“全媒体”新形态。处于“后疫情”时代，人们的注意力资源更加汇聚于网络空间，这无疑增加了邪教治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一、网络邪教传播原理
邪教产生危害的本质在于信息，信息经由传播渠道（口口相传、纸媒、新媒体等）触达受众，进而可能被受众消费、建立信任甚至最终改变态度和行为。网络邪教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指“利用互联网进行线上线下通联互动的邪教”等新的邪教活动模式，其治理的关键是邪教组织在互联网空间所生产的虚假信息。网络邪教虚假信息就犹如在猎捕潜在受众。事实上，病毒与信息二者的传播高度相似，借鉴流行病学模型，即根据个体在病毒传播过程中的状态进行三类划分，之后对状态的转移变化开展分析与干预。在网络邪教虚假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受众的传播状态同样遵循这样的划分逻辑：即未知情状态（Susceptible，S）、知情状态（Informed，I）和免疫状态（Recovered，R），并在此基础上新增一类为感染状态（Contaminated，C），以便完整描述网络邪教传播中受众的不同状态特征。现实意义上，在任意某一时间节点，该模型中的四类受众共存。
其中，S类受众表示个体尚未了解信息，将在信息传播到来时了解信息；I类个体表示已经了解信息，但可能处于摇摆状态却不自知，具有通过不同媒介进行再次传播的能力；R类表示个体是在了解信息之后，因认为信息无趣、无用或虚假而选择过滤掉，个体将不会将信息扩散至其他个体；C类则表示个体已然被信息所感染而卷入邪教。从该模型出发，治理网络邪教的美好愿景是能够低成本和高速率地促使受众达成免疫R状态，形成群体免疫。该基本模型从传播学的视角为网络邪教治理提供了独具启发性的思考方向。
图1 邪教信息传播基本模型
二、传播视域下治理网络邪教“二元对策”
图1模型中，令尽可能多的个体处于R状态是治理网络邪教所期望的目标。而最终能进入R状态有两条基本路径，其一是S-I-R，这是期望广大网络受众快速进化的路径，抑制I转换为C是关键；其二是C-R，意为帮扶卷入邪教的成员回归正常生活，继而形成最终的免疫。在此，围绕上述两条路径而驱动受众向R状态进化，则构成了基于信息传播的治理网络邪教之“二元”对策逻辑。
1.面向广大受众的进化对策
广大受众对网络邪教虚假信息能够达成免疫状态，依托于有效“疫苗”的研制与供给，这是如同病毒防治的一种事前预防思维，关口前移，换来较低的治理成本和社会影响。值得思考的是，身在境内外互联互通的开放网络空间，倘若期望个体始终处于S状态并不现实，故而主动以开放的媒介宣传引导受众获取有关邪教认知和网络化发展，而非直接回避敏感议题。当随后偶遇这类虚假信息之时，从而可能抑制个体朝向C状态蜕变。
在此，驱动受众达成R状态的“疫苗”包括面向广大受众的有效教育引导，并对网络邪教“病毒”扩散予以及时防范。这将强烈依赖于相互适配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与传播形式的选择，内容、渠道与形式共同构成了驱动受众向R状态进化的传播要素。
（1）传播内容
内容本身可喻为“道”，在所有传播要素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以内容生成能力为导向。之所以用“生成”而非“生产”，是兼顾了受众的理解过程，即受众方可以读出来的意思。教育引导性内容可聚焦于网络邪教特征、危害、动向及易感人群等邪教核心认知的准确信息，提升受众防范意识和甄别能力。“根源上说，人们在邪教问题上出现的愚昧是认识问题和思想问题，对待愚昧的办法，和对待贫困一样，那就是摆脱。最基本的愚昧现象是缺乏知识，而想要摆脱知识缺乏的状态，只有靠学习知识，没无它法”。当然，传播内容开发与网络邪教之变化始终处于动态博弈之中：譬如互联网空间内的类邪教团体以符合邪教核心特征的伪装面貌示人、网络邪教虚假信息隐蔽地嵌入全球热点叙事等邪教新趋势，就有必要及时地推出警示性内容资源。与此同时，优质传播内容将决定传播的深度，“真实”尤其是开发有关网络邪教危害内容的永恒底色。譬如，持续挖掘微观个体深受其害的细节，力求用“有人的故事”在情感层面打动受众，形成有温度的共情故事。“同情伤者”“规避危害”这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集体认同应作为教育引导性内容的主流叙事，通过情感进行社会动员。同时，传播内容非千人一面，卷入网络邪教个体在年龄、社会圈层等方面非同质化特点则意味着有必要采用区域化、分众化的内容设计，针对特定易感群体，提炼独具代表性的人性化事例以及相应的预警与防范等实务认知，从关注遭受网络邪教迫害的个体命运出发，以小切口展现大真相！
另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网络邪教与反华势力勾结的涉华议题，即如何面向受众来有效生成相应的反制内容，防止“病毒”扩散？某些网络邪教组织已沦为主动自愿地为西方政客抹黑中国的集团化“数字劳工”。其通过布局广泛的网络媒体影响境内外其他媒介，甚至通过多种非自有的媒体源，间接或含混地运用相同的叙事。在这样的传播背景下，针对某些网络邪教组织频频利用以新冠疫情、国内外涉政等为主题的议程，应以客观自信的姿态向大众释疑解惑，以计划性的节奏开展涉华议题的内容设计，以背景知识的输出、专家深度解读等来促成受众内心中正确意义的生成，在内容阅读中潜移默化地促成受众“入脑赢心”，破除邪教炮制的涉华虚假信息舆论，遏制通过全球热点来试图攫取受众注意力从而进行极端思想渗透的不轨图谋。但同时不可依赖“答辩思维”，对无意识地陷入对方设置的思维禁锢予以高度警惕，而是在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叙事框架内讲好中国的网络反邪教故事！这其实涉及了国际传播的问题。
（2）传播渠道与形式
传播渠道与传播形式均可喻为“术”，是以内容传播扩散能力为导向。首先，为能触达最广泛的受众，传播渠道要适合于不同圈层的媒介消费习惯。媒介渠道没有优劣之分，目标受众能接收到即是适合的。在针对某网络邪教的调研中发现，该组织的信徒圈层迥异，且从年龄谱系上从青少年直至高龄老人，已然打破了传统的刻板印象。因此不同主流媒介的应用都需要纳入治理网络邪教的视野，形成相对齐全、均衡的反网络邪教媒介矩阵，并针对易感人群等特定目标受众选用合适的传播渠道。倘若认为运用传统纸媒来宣传网络邪教防范还是停留在上世纪的做法，或是认为应用“弹幕”技术而形成眼花缭乱的视觉效果是对所传播内容的无形干扰，均是对传播渠道选择的误读。网络邪教防范内容出现在何种媒介上完全取决于受众的媒介使用偏好，忽视了纸媒意味着忽略了部分老年群体或是执着于纸媒阅读的个体，略去“弹幕”等新媒体技术则预示着丢失了许多青少年受众或是热衷于追求时尚潮流的人群。当然，技术对媒介传播变革的驱动不容小觑，特别是“后疫情时代”无疑助推了广大受众向网络化媒介的全面迁徙，“全民触网”时代已然到来，移动化传播逐渐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流途径，如新闻客户端等公共信息平台、基于兴趣或主题的信息网络等，因此线上传播渠道理应在治理网络邪教过程中给予特别关注，发挥更大作用！因此，教育引导性内容的传播则需及时地顺应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和媒介传播发展的趋势，在传播渠道上就亟需组合运用不同移动媒介的潜质，形成针对优质传播内容在多落点、多平台上的接续传播，以利能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3）跨媒介叙事
当目标受众经由某种传播渠道接收信息之后，是否被阅读即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受众是视而不见、跳跃浏览还是全文阅读则不仅取决于内容质量，还依赖于与媒介渠道相适配的呈现形式。倘若移动媒介配有大量文字或冗长视频显然不合时宜，或用晦涩难懂的学术话语来面向普通大众等均难以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在此，采用发端于韩国文创业的跨媒介叙事（One source Multi-Use, OSMU），即“一个来源，多个用途”的全媒体时代传播趋势，是网络邪教治理的一种现实选择。我们将同一取材内容横跨多种媒介并保持相互联系，形成网络邪教防范传播的多元叙事框架，使优质的题材内容得到多次开发与利用，以不同传播形式在不同的平台渠道上多次传播。譬如同样一则关于网络邪教相关危害的题材内容，能够针对不同目标受众来实施有区别的内容呈现形式：面向大众的信息图表(Information Graphic)，以可视化解析的形式呈现邪教的社会危害，图表信息量是高于等面积文字的，通俗易懂，老少皆宜；面向老龄群体的富有极简风格的图文作品；面向青年群体的将图片、视频、表情包及网络语言等混合的社交媒体叙事模式；偏重于高知群体的多媒体“慢新闻”，提供更多相关网络邪教危害原理的解读分析等。运用适合的内容呈现方式来放大不同传播渠道的各自优势，使传播渠道与内容呈现形式之间相互契合。
当然，“道”是根本，“术”为“道”而服务。“术”“道”融合才会形成有力量的表达，普遍运用大众听得懂的民间话语来实现网络邪教教育引导的优质传播，将实用的网络邪教认知在更广泛的受众中间“入脑赢心”。
2.面向网络邪教成员的帮扶对策
在与某网络邪教成员的调研中看，其成员维持练功的外在动力在于有关极端思想信息的持续性接收。这种信息有可能来自功友、纸媒或网络媒介等，由C转入R状态强烈依赖于对信息的有效阻断。境内多地现行的对网络邪教成员的帮扶多集中于封闭空间，在连续多日全封闭环境下进行深度说服。这种基于现有实践经验而形成的相对固定的帮扶模式，有其成功实践的一面，但这种方式成本高，且不排除再次卷入的风险，即由R可能逆转为C状态。特别是当网络邪教前成员一旦具备与其他邪教成员或前成员连接的条件时，极易诱发反弹，与毒品复吸相似。如何在非封闭环境下，实现面向这类特殊个体的持续追踪与指导是摆在眼前的现实命题，即针对网络邪教成员帮扶方法的创新问题。
全媒体时代所蕴含的“全程”“全息”等传播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些许线索。时下的社交应用走向深化，聊天APP等终端应用愈发成为广大网民来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和媒介平台，聊天应用媒体化趋向明显。尤其是移动终端粘性强大，与个体如影随形相伴的特质，放大了互联网的本质：各种对象之间的关系与连接。而针对网络邪教成员的帮扶，恰恰需要移动空间所提供的一种在特定对象之间长期性连接的媒介环境，这也是在线下难以实现的痛点。因此，不妨借力“微信”“微博”等移动社交平台的渠道，开展围绕与被帮扶网络邪教成员关联者的垂直传播与信息跟踪，即在社交渠道上承载有目的的内容传播，并从收集的信息中来了解可能遇到的真实问题或先兆迹象。
关于网络邪教成员帮扶的精准信息在于紧密结合个体所处的切身境遇与社会联系，对症下药，形成“多方协同发声”的深度说服线上交互环境，这显然不同于以输出反邪教基本认知为导向的面向广大受众的面上教育引导，而是强调对准个体的极强针对性。由此，严格把关入口的移动群组是一个关键起点，移动社群中每一信息落点以及流动路径直接可感，受众的信息阅读深度、信息引发的意见等，也更容易观测。这同时相当于反向运用前文提及的加密群组等移动媒介，以利正向信息的极化发展。针对邪教成员的帮扶路径，因具有较强的社交属性，建议将个体与场景作为主要考虑的传播要素。
（1）个体成员结构设计
传播要素中的个体则指向移动群组的成员结构。实践中，可由政府主导的“第三方”专业机构来提供帮扶服务的全过程管理，在这类专业机构就职的人员暂且称之为专业人员。按上述思路，我们可初步组建如下三类群组。
第一类为“专业人员+亲属团”群组。在北京市某帮扶基地调研中发现，到该基地接受帮扶的网络邪教成员基本离不开其亲属的全力配合。群组内可充分利用家属这一与网络邪教成员的亲缘关系来联手开展帮扶，组建“专业人员+亲属团”群组。在专业人员的沟通引导下，邪教成员的亲属之间本就形成一种互助关系，让他们相互鼓励，分享心得，看到希望。现已存在这样的相似先例：美国“癌症在线资源协会”(Association of Cancer Online Resources, ACOR)网站，它就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社会网络，对特殊的、不常见的癌症感兴趣的ACOR用户，已经从许许多多的患者和护理人员的集体智慧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第二类是“前成员+专业人员+受帮扶邪教成员”群组。阻断与其他网络邪教成员的连接能极大地促成受帮扶人员回归社会。然而，任何事物戛然而止，当瞬间打破原有生活平衡的情形下，个体常会陷入心理折磨期，对痴迷者而言甚至出现难以割舍的内心挣扎，像带有魔力之“瘾”。没有相似经历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因此，从可靠的网络邪教前成员出发，设身处地以个人经历开展情感帮扶，将志愿参与可靠的邪教前成员引入群组，组建“前成员+专业人员+受帮扶的网络邪教成员”群组。该群组的人员结构即仿照了线下帮扶的角色构成，将线下直接复制到线上空间。
第三类为“受帮扶网络邪教人员+专业人员+亲属”群组。针对回归社会不久的前成员有可能再次卷入的风险，可利用移动群组能够提供的便捷而持久的线上连接特点，将移动群组媒介作为现有全封闭帮扶基地的接续和延展，细水长流式地跟踪在线下受帮扶人员的思想波动或征兆，出现异常行为及时给予干预，以利稳固前期帮扶的成效。
注：白色为专业人员；黑波纹状为亲属；黑色为受帮扶的网络邪教成员；深灰色为网络邪教前成员； 浅灰色为回归不久网络邪教成员
图2 移动群组模型
上图的专业人员A、B、C分属于上述三类群组，在各自群组内发挥预设的持续追踪与指导的作用。同时，为实时掌控帮扶个体的状态与进展，A、B、C单独组建专业人员群组，形成跨群组结构。实践中,除就网络邪教成员的帮扶之外，为防范邪教毒害，亦可尝试就特定高风险群体建立相关的预防性干预群组，将朝向C状态扭转为R状态。
（2）适宜场景的构建
在关注个体这一传播要素的基础上，场景是指组建适合的情境，保持组员对群组的连续关注，进而可持续发挥网上帮扶的作用。上述每一类别群组均离不开在特定场景下的精心经营，而这关键在于能否向组员持续提供足够的价值！而价值则有赖于在特定传播渠道下目标受众切实需要的内容及其适合的呈现形式，即基于移动群组传播渠道下的内容与形式的合理组合。实践中，可在专业人员主导下开展：
首先，专业人员充当提供优质内容的第一传播者：不同类别群组成员所强烈关注的相关认知，进行规律性推送；针对帮扶过程中的痛点或迷惑，由政府要员或专家学者进行权威阐释与解读；基于一线实践经验，由提供帮扶服务专业机构开展以问题导向的原创知识生产等。面向组员提供价值是群组存续的意义，强调针对不同类别群组实施有差别的信息传播，用百姓听得懂的民间话语来输出目标受众所需。
其次，由专业人员设计并开展群组内的定期探讨互动。譬如在第一类亲属团的群组中，就“如何为受帮扶的网络邪教成员寻找情感寄托”“如何捕捉回归不久的前成员的异常行为”“如何关注前成员的社会交往”等务实议题开展场景化的交流与分享，共同面对相近的难题和困难，面向网络邪教成员家属与网络邪教前成员来注入方法依托和情感支持。尤其是当封闭空间的教育基地帮扶结束后，需要及时接续线上的便捷环境，由此编织出一张认知与情感双重力量之网，充分利用线上与线下各自优势做到兼顾。
同时，倘若亲属或网络邪教前成员遇有问题，即可在群组内寻求协助，根据个体的表述及时通过与专业人员的深度互动进行疏导。因这种引导本质上建立在个体所处的现实情境与社会联系的基础上，因此更具针对性。同时可根据需要开展小范围的从线上至线下的帮扶主题活动，通过线下的深度个体连接稳固群组成员之间的凝聚。
当然，移动群组的模式亦存在局限。在组员构成上，准入不严将会干扰甚至破坏帮扶进程，特别是要可信赖的邪教前成员参与其中；为防止受帮扶邪教人员出现负向串联，建议群组内不宜出现多名受帮扶对象。在所传播内容的设计上，存有组员发送不宜场合的发言或分享不当信息的风险。而受成本、人员之限，群组无限期运营下去是不现实的，只是线下教育基地帮扶后的再扶一程，如以数月为限，使受帮扶对象稳固地到达R状态。（未完待续）
